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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情结在心灵深处开花——评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

　　作者：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秉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紧扣当下社会生活砥砺前行、搏击进取的现实律动，历史视域、社会角度、个人生命体验错综交织，正德大义的庄重言说与雅俗共赏的生动表达有机结合，通过一个普通工人竭尽一生全力以赴争当劳模的故事文本，书写了一曲中国机械工业不断走向强盛的时代壮歌。小说聚焦某高校机械制造专业的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参加工作的历史事件，多维度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普通工人任劳任怨干工作、争先恐后当劳模、孜孜以求钻研技术革新的曲折历程，从中国电机制造工业技术革新的一个侧面，钩沉出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砥砺拼搏的历史发展逻辑，进而构建起一个兼具广度、力度和深度的宏大主题。《戴花》将潜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中的中华民族“英雄情结”的历史基因、文化血统和蓬勃向上“精气神”生动可信地呈现出来，深刻揭示中国工业强劲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充分敞开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的史诗性价值与意义。

工人劳模 林笑初绘

　　《戴花》采取的是一种由一条主线勾连起多条副线的拧绳式框架结构。叙述主线始终沿着“我”（杨哲民）和师傅莫正强之间的工作、生活和师徒关系的叙述路向，讲述莫师傅孜孜以求争当劳模的故事。而包括“我”和同学们的友情、“我”和姜红梅的爱情、同学们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段一村和吴启军的师徒关系、师傅莫正强的家庭生活、师傅与许多人的或交好或纠结或误解或抵触的复杂关系等多条叙述副线，则沿着“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轨迹，以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碎片拼贴的方式向前推进。这种多线索、多层次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写，始终紧扣各种矛盾冲突、紧贴人性内在肌理有条不紊地展开，既强化了小说文本杂树生花、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敞开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情节的推进并不过多依靠大起大落的陡转，却以生活、生产、爱情等日常细节的细腻刻画，有效触发了读者因真实生动而心生敬意的同频共情。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洋溢着鲜活的日常生活气息，也不乏朴素遒劲、外简内丰的古典神韵。

　　小说对莫正强形象的塑造，不是按照对英雄人物进行高度提纯的类型化模板展开的，而是紧扣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莫师傅倾尽全力“当劳模”的执着心念和执拗性格，以扁平性和立体性互融互衬的手法，既多角度地写出了其心底纯粹、敦厚善良、真诚待人的优良品性，亦不回避其时而显露出的一些小卖弄、小表演、小狡黠甚至小虚伪等缺点。一方面，为当劳模，身为车间主任的莫师傅以工厂为家，以诚相待车间工友和徒弟，抢干重活儿、累活儿、脏活儿，虽然一连几年与劳模荣誉擦肩而过，仍然不气馁、不泄劲，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每逢节假日就主动申请加班值班，不辞辛苦、不计报酬，拼出了一身病也毫无怨言，直到最后倒在车间的“冲天炉”前，以“点……点火”的嘶哑吼叫定格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方面，为当劳模，莫师傅也时常闹出一些高调摆姿态、可笑又可爱的小把戏，如为引起厂领导和其他车间工友对他连早饭都顾不得吃就到车间来干活之事的关注，他故意让妻子连续几天大张旗鼓地到车间来送早饭，边走边大声埋怨“这个死东西清早就往车间跑，早饭也不吃”。为增强自己的良好形象，他想营造家庭和睦的氛围，而妻子恰好正在和他闹矛盾甚至叫嚷要离婚，他就软硬兼施动员“我”去当说客，力劝师母别在评劳模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他甚至还做过一件偷钱的错事：当市里已通过他的申报材料，要派出验收组来车间和家里考察时，他竟然鬼使神差地偷拿了一位工友的十元钱。按理说这事儿谁都不知道，而且还已全部送还，可莫师傅却始终过不去这道心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丢人丢脸的丑事。于是在验收会即将结束、验收组负责人宣布“莫正强同志已正式确定为我们全市的劳动模范”时，莫师傅却突然坦白自己曾偷过钱这件事，并声明自己没脸要这个劳模称号，致使即将到手的劳模殊荣再次泡汤。大家都埋怨他太实在、对自己太苛刻，莫师傅却说，他要争当的劳模必须是干干净净的，不当众说出自己这件丑事心里不踏实。尽管莫师傅直到生命终结也没当上劳模（小说结尾处提示，莫师傅被追授为全市劳动模范），但其不忘初心、敬业爱岗的人格华彩却是那般的灼目闪亮。

　　正是这种具有鲜明现实指向性与写真纪实意义的描写，契合人情、人心、人性的内在肌理，滤掉了粗简的直白和浮夸的修饰，剔除了影响文学性的所有泥沙，既真实可信又接地气，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德华电机厂这片文学“风景”中的灵魂跃动与人性交响，标识出作者塑造人物手法的多样性和纯粹白描手法背后的深厚文学功力。

　　作者对人物塑造欲扬先抑手法的娴熟运用，撑开了小说引人入胜的艺术张力。《戴花》明明是对莫师傅和以莫师傅为代表的普通工人群体的赞颂，却并未从开始就对其一路褒扬，而是首先从相反的贬抑处落笔。先写“我”对师傅的失望与不满，嫌弃他从相貌到气质都乏善可陈：“两只眼袋下面长着胡须。”“胡子很稀疏，东一撮西一撮胡乱生长。而且黑少白多，灰不溜秋就跟从来没用肥皂洗过似的。”说话絮叨且口气难闻，似乎从来不刷牙。尽管师傅对收“我”为徒颇为自豪，亲切地称为“民儿”，“我”心里却很是不屑和疏远。后来在日常工作中，师傅为人的善良坦荡、心地的干净纯洁和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使“我”逐渐感受到其人品和性格的内在魅力，进而愿意和他亲近，愿意追随他勤奋努力，最终从心底深处生发出对他的真诚爱戴与礼敬。其他人物也大都是采用欲扬先抑手法塑造完成的。“我”对师傅的情感形成起伏跌宕的鲜明对比，表征出“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艺术蓄势手法之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4版）

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评论员观察）******

　　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为的是用老百姓熟悉和喜欢的乡土文化资源，打造老百姓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优质公共文化产品

　　河北沧州市吴桥县传承千年杂技文化，展现非遗迷人风采；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以西部民歌会为载体，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海南儋州市光村镇传承发展儋州调声，形成特色文化名片；陕西榆林市榆阳区依托陕北民歌博物馆，打造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文化地标……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公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典型案例名单，91个案例拟入选。民间文化艺术品牌推得出、叫得响，成为文化建设取得累累硕果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2800多个县（市、区）、4万多个乡镇，很多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它们饱含泥土芬芳、乡土味道；它们留住乡愁、孕育希望；它们有的历千年而不泯、经风雨而不衰，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和血脉。从传统的山歌、剪纸、民族舞、地方戏，到新兴的钢琴、管乐、油画、农民画，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项目，反映了我国广袤疆域里生动鲜活的民风民情，为人们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精神支撑。

　　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为的是用老百姓熟悉和喜欢的乡土文化资源，打造老百姓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基层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从事文化创造、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拟入选案例看，有的地方发挥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馆的主体作用，创新打造民间文化艺术特色服务空间；有的地方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惠民演出、展览展示等活动，有效提升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普及率和普惠性。生动案例表明，挖掘利用各地优秀民间文化艺术，深入推进文化惠民，有助于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着力挖掘培育盘活优秀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推动民间文艺积极融入乡村发展建设，能够极大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为“三农”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支持。在湖南常宁，以农村为题材创作的版画交易额达上亿元；在陕西千阳，西秦刺绣带动全县上万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创业；在山东淄博，淄博花灯以灯带景、以景促灯，助推文旅加速融合发展……不少地方积极探索民间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路径，在扩大民间文化艺术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同时，也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赋能提质。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角，也应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截至2021年底，我国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9万余名。如何在最大限度保留质朴风貌、原生文化的基础上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怎样在传承发展中适应快速变化的文化市场，是民间文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推动民间文艺繁荣发展，为乡村振兴凝聚人心、积蓄力量，既需要强化相关部门的引导扶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离不开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的培育和支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根植于乡野沃土、为广大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艺术，凝结着中华儿女的聪明智慧、蕴含着世代延续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珍贵财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我们责无旁贷、重任在肩。（邹 翔）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